第21章 所谓的字号封赠学(一)

第21章 所谓的字号封赠学(一)

古代帝王、诸侯、卿大夫、高官大臣等死后,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其善恶,称为谥或谥号。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,图慕虚名的士大夫是很计较、重视谥号的。因为绝大部分谥号都是褒义的,这正应了中国的一个俗语:盖棺论定,人死都死了,还是多说好话。这自然可以流芳千古,庇护儿孙了。所以说谥号有很大的虚伪性。

谥号是固定的一些字,这些字被赋予特定的涵义,用来指称死者的美德、恶德等。谥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:

表扬的,例如:

经纬天地日文布义行刚曰景

威强睿德曰武柔质慈民曰惠

圣闻周达曰昭圣善闻周日宣

行义悦民日元安民立政曰成

布纲治纪曰平照临四方曰明

辟土服远曰恒聪明睿知曰献

温柔好乐曰康布德执义曰穆

批评的,例如:

乱而不损曰灵好内远礼日炀

杀戮无辜曰厉

同情的,例如:

恭仁短折曰哀在国遭忧曰愍

慈仁短折曰怀

如此等等。

比如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,封武乡侯,谥忠武。他的文集称《诸葛忠武侯集》。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,谥昭明。他主持编辑的一部文学作品选集称《昭明文选》,他的文集称《昭明太子集》。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谥文忠,世称欧阳文忠公。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谥武穆,后人称他武穆王。

除了谥号外,官僚士大夫还盛行私谥,因为这种谥不出于朝廷,而是由亲朋门人评议所定的。如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展禽,死后由他的门徒谥为惠,因居柳下地方,即称柳下惠,这是一个被官场传为佳话的“坐怀不乱”的讲名节、讲廉耻的正人君子。东汉着名士大夫陈寔死后,赴吊者三万余人,谥为文范先生。晋代大文豪陶渊明死后,着名文士颜延年为他作诔(一种纪念性文体),谥为靖节徵士,世称靖节先生,他的诗注称《陶靖节诗注》。

封号是帝王封给臣属爵位或士地时所加的称号。士大夫阶层更是终身追求的。如战国时代卫国人公孙鞅,在秦国执政,因功封商,於十五邑,称为商君,也称商鞅。他的着作称《商君书》。汉高祖刘邦之子刘安,封淮南王。他主持编写的一部书称《淮南子》。唐代的张说,封燕国公。他的文集称《张燕公集》。宋代大政治家、大文学家王安石,封荆国公。他的年谱称《王荆公年谱》。

这样,谥号、私谥、封号无异又成了这些士大夫的又一名号。

在中国古代,士大夫阶层,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。“号”就成了一种固定的别名,因而又称别号。如唐代大诗人李白,家居绵州昌隆(今四川江油县)青莲乡,故号青莲居士。宋代大文豪苏轼谪居黄州(今湖北黄冈)时,筑室于东坡,因自号东坡居士。又如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,清代郑燮的板桥,都是后人熟知的别号。有的别号的使用率(如苏东坡、郑板桥等),甚至超过了本名。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,既不像姓名要受家族、行辈的限制,也不像谥号、封号要受朝廷的追封。因而可以自由地抒发或标谤使用者的某种情操。别号中常见的“居士”、“山人”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。宋代欧阳修晚年号“六一居士”,就是以一万卷书,一千卷古金石文,一张琴,一局棋,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,共六个“一”取号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愤世嫉俗,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,他就自号“放翁”,表示对他们的蔑视。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“所南”(表示心向南方,和文天祥诗“臣心一片磁针石,不指南方誓不休”是同样的意思),又号穴国人”(木穴合写就是“宋”,表示不忘故国)。明代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“八大山人”(这四个字竖行连写似“哭之”或“笑之”的字样,寓“哭笑不得”之意),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。当然,更多的官僚为自己取的各种动听别号不过是附庸风雅,沽名钓誉罢了。

除了自取的别号外,还有他人所取的别号,这就相当于今日的“绰号”了。春秋时人百里奚沦落楚国为奴,被秦穆公用五张羖(指黑公羊)皮赎回秦国,人称“五羖大夫”。唐代奸相李义府同人说话时,满脸笑容,可是他的内心却非常阴险,被人称为“笑中刀”。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“取旨、领旨、传旨”外不干别的事,被时人称之“三旨相公”。这两个绰号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漫画出封建官僚的可憎嘴脸。

在中国古代官场上,还盛行用地名、官爵名等来代替个人姓名的现象:

例如用地名(包括出生地、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)来代替的,如东汉孔融,曾任北海相,被人称为孔北海。唐代文学家韩愈,河南河阳人,自谓郡望昌黎,被人称为韩昌黎。柳宗元家居山西河东,世称柳河东,又贬官柳州刺史,又人称柳柳州。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的官场里是表尊敬,叫做称“地望”。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对联:“宰相合肥天下瘦,司农常熟世间荒。”上联指任北洋大臣(相当于宰相)的李鸿章,他是合肥人。下联指任户部尚书(相当于司农)的翁同龢,他是常熟人,就利用了“地望”,辛辣地讽刺了封建官僚的贪婪。

又如以官爵名,包括职衔、封号来代替名字的。东汉发出“穷当益坚,老当益壮”豪言的马援曾任伏波将军,被人称为马伏波。蔡邕曾任中郎将,被人称为蔡中郎。唐代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,左拾遗,后人就称他为杜工部、杜拾遗。以封号为名的,前有叙述,就不赘述了。

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、官职名称等,大都是他人、后人使用的,自己并不使用。因而这与自己起的别号是有区别的。

以上所说的谥号、私谥、封号、别号、绰号等,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,也是官场礼俗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“当年万里觅封侯,匹马戍梁州。关河梦断何处,尘暗旧貂裘。”陆游的这阙词道破了封建士大夫追求功名的心态,即以得到封赠,博得“封妻荫子”为终极目的。

封赠是指皇帝给予亲族、功臣及其妻室、父母的荣典。每逢开国之际,皇帝就要大封群臣、亲族,就是所谓的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。刘邦建立汉朝后,不仅封了自己的亲族子弟为王,还分封了许多异姓诸侯王,如封韩信为齐王,封彭越为梁王等。李世民“玄武门之变”后登上帝位,为奖赏功臣,专门修建了“凌烟阁”,将开国功臣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魏徵等人的画像绘在上面,令后来欲立功名者仰慕不已。

当一个朝代进入承平时期,想得到封赠就极不容易了。只有走科举和军功两种途径,先得官而后得封赠。李白有诗云:“莫怪无心恋清境,已将书剑许明时。”科举满足了中下层知识分子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愿望,所以在隋唐以来就成读书人博取功名的一条重要途径。科举主要设进士、明经二科取士,考中者再经过吏部的选拔,便可以得官,以后有机会不断地擢升,成为高官便可得封妻荫子。但从来考进士难于考明经,有“五十少进士,三十老明经”的说法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二十九岁中进士后,得意洋洋地赋诗道:“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而明经考试由于太容易则被人看不起。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就是明经及第,他去拜访李贺时,虽然当时任宰相,李贺还是看不起他,说道:“明经及第,也配来看我。”科举考试,造成了“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社会观念,于是这条路便挤满了读书人,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势头,有些人一生都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。一些科举失败的人便走向另一条路从军。奖励军功,历史非常久远,那些开国功臣,多是由于军功而受到皇帝的封赠。而在承平时期,从军则多到边塞,所以是非常壮烈而且危险的。东汉时班超投笔从戎,后来出使西域,最终得以封为定远侯。由于从军更易得封赠,所以很多人都不畏危险、从军到边塞去。

李白说:“谁能书阁下,白首太玄经。”高适也说:“大笑向文士,一经何足道。”甚至连最文弱的书生李贺都写道:“男儿何不带吴钩,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,若个书生万户侯。”这三位诗人中,只有高适走通了军功之路。他先是“孤剑通万里”地投身于歌舒翰的幕府之中,后来逐渐地腾达,最后得到节度使的高官。但凭军功得封,还是要讲机遇的,汉代飞将军李广,身经数百战,手下兵士都有封侯的,但他一直没有封侯,连皇帝都为他叹息:“使李将军遇到高皇帝,万户侯何足道哉。”

科举要十年寒窗苦读,军功无疑是刀口舔血,所以这两者被视为正途,但进展速度极慢。官场的钩心斗角,常常使有才之人不得举,有功之人难受禄。于是产生了一条“终南捷径”,即用速成的手段达到封赠的目标。

古代官场中为得封赠而玩的花招千奇百怪,其手段之高明,令人拍案叫绝,瞠目结舌又不寒而栗。司马相如知汉武帝好仙术,为得到高官,通过同乡武帝狗监杨得意,献上自己所作的《子虚赋》,汉武帝读后飘飘然有仙人气,于是大喜,司马相如和杨得意都得到了好处。明世宗时,想任命严嵩为大学士(相当于宰相),但恐其年轻不能胜任。于是,让他和原大学士一起知政进行考察,严嵩知道明世宗喜欢扶乩(占卜)之术,在深夜,他点灯夜读扶乩所写的“青词”(即乩仙诗),而原大学士由于年老体衰,早早地睡了。明世宗派人暗中查访,见严嵩夜读“青词”,非常高兴地任命他为大学士执掌朝中大权。如此巧妙地迎合皇帝口味,这个马屁算拍到家了。唐玄宗的要臣房琯也是此中高手,本来是一布衣,“与杜甫布衣交”(《旧唐书》)但二人走了不同的道路,房琯靠引荐张果(即八仙中的张果老)给玄宗,迎合了皇帝而得到高官。杜甫则老老实实地没有走通科举之路,又献赋去讨好唐玄宗也没有成功,只得到参军一类的八九品小官。

要得高官,不但要迎合,而且要善于迎合,见机行事方能飞黄腾达。春秋战国时的纵横家说客们都是见风使舵的高手。商鞅说秦孝公时,先说之以王道,预言行王道几百年就可以成帝业,孝公不悦,认为太过久远。于是,商鞅转而说之以霸道,以武力征服天下,孝公于是大喜,封他为左庶长,“定变法之令”。这种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君主得高官的法门,成为后世官场中士大夫们学习的榜样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星象占卜家谯周,在劝刘备称帝的时候,他夜观天象说“近有祥风庆云之瑞”。刘备登基后,他得以封高官。后来邓艾兵临城下,谯周又夜观天象,预言汉家寿数已尽,劝降了后主刘阿斗,他自己也被封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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